从历史看AI将如何影响时PG电子技巧尚产业？
2026-02-18 16:54:54
浏览次数：
次
返回列表
就我个人体感而言，我们这代人，正身处于又一个巨变的时代。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明鉴，理解历史上的转型时刻发生了什么，它又如何影响了整个时尚产业的发展，能够帮助我们洞察当下的变革逻辑，并为个人与企业提供应对未来的思考框架。
欢迎按格式“姓名+城市+职业”直接链接 “woshilengyun”。不按格式无法加友成功。
第一次纺织产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中叶的英国，其核心是从手工生产转向机械化生产。以珍妮纺纱机（1764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骡机（1779年）和动力织机（1785年）为代表的技术突破，彻底解决了手工纺织的效率瓶颈。纺纱机的工作从手工时代到了机械时代，纺纱的效率更高，产量也更高。
这场革命不仅是生产技术的升级，更是劳动组织方式与社会结构的重塑。“工厂”取代“手工作坊”，催生了现代企业组织的雏形：资本家、管理层与工人层的分层体系开始形成。也正是因为随着大型工厂的诞生，有了“劳动分工”这个概念。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有特别谈到“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当然最本质的是“剩余价值”概念的诞生。从马克思主义来看，资本家就是剥削工人劳动价值的群体。
除了纺织（制造）业对现代企业制度做出的贡献，它的影响还在消费端——资本家和中产阶级的诞生，是后期消费主义形成的基础。
这些资本家、工厂的管理者和商人、律师、教师、医生，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新阶层：中产阶层。 替代了原先以贵族为主要的消费阶层。毫无疑问，这个阶层的人口规模远大于以世袭为主的贵族阶层。
在过去十多年，中产阶层正是受经济波动影响最大的阶层。这也是消费变差的核心原因之一。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白领是中产阶层的代表。但在我看来，随着智能制造业的发展，蓝领阶层将成为新的中产代表。请大家看我以下几篇解读。
英国通过殖民地体系(印度、埃及、美国南部)掌控全球棉花原料供应链，确保低成本、高质量的原材料持续输入，垄断上游资源。且通过这个手段获得了高额利润，成为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基础。
专利保护制度、工程师文化及移民制度促进技术创新。我忘记了我具体在哪本书看到这个观点，这位学者认为，英国本身并不擅长从0到1的发明，这些发明是由科学家完成的。但是英国有最好的工程师，他们擅长动手，擅长把科学家实验室的内容转化成现实的成果。
这么对比来看，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欧美当下和我们的关系。我们一流科学家可能数量还比不上欧美，但是我们的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工程师。从这点来说，如果我们也把当下的AI视为产业革命，中国确实也有很好的工程人才基础。
值得提到的是，当时英国为了防止其纺织人才外流（人才外流就等于技术外流），曾禁止那些有才华的纺织工程师、科学家、研究发明者移民，但仍有技术人才秘密流向美国、然后在美国发家致富的，并带动了在美国的纺织产业革命。
这说明了技术争夺与人才流动在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和我们今天在争取AI科技人才的局面很相似。所以为什么我说看历史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天下日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儿。
在我阅读关于英国产业革命相关历史书籍时，其中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虽然是18-19世纪，但是当时的知识产权保护、金融体系建设（银行、保险、贷款）等已经即使从现在视角来看，也已经形成相当完善的体系。 所以前述的机械设备发明者，他们大多也从出售版权中获得收入。
全球化离不开物流与销售网点的强大。 而英国当时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殖民贸易网络则提供了这两点基础。
机械化生产使棉布价格在1780-1850年间骤降，服装从贵族专属的奢侈品转变为中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能负担的日用品。
消费主体从宫廷贵族转向城市资产阶级，审美话语权也随之转移：从繁复装饰转向简洁、体面与功能性。
为什么我们做时尚流行趋势预测，一定要关注社会本身的变迁？因为服装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背后是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面料批量生产后，服装制作效率成为新瓶颈。缝纫机（19世纪中叶在美国普及）的出现真正实现了服装的流水线生产。
当缝纫机刚出现时，销售人员直接在大街上摆摊做衣服，很多人以为这个是“怪物”。我记得在看一本设计史书的时候，当洗衣机最初被发明时，很多家庭主妇也认为自己即将失业。如同今天很多人认为AI会让自己失业一样。
所以新技术其实不用担心，关键的点还是自己去适应新的经济、新的技术，然后寻找到新的机会。经济学家的研究也证明，每次技术革命导致的失业率波动是短暂的，长远来看几乎没有影响（10-20年间）。
但是从个体来说，经济学家说的短期和长期，就是人生的可能1/3甚至1/2的职业生涯。所以个人还是要以积极适应为主，而不是抱怨与等待。
现代西服是现代服饰体系中最具制度影响力的品类之一。它不仅定义了男性正式着装标准，更为现代服装的结构语言、功能分类与审美体系奠定基础。从17世纪欧洲宫廷到20世纪全球商务场合，西服的演化史就是现代性、阶级权力与性别表达的视觉化历程。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欧洲男性服饰经历了一场“男性大弃权运动”，该运动号召摒弃法国宫廷式的华丽装饰，转向简洁、朴素、实用的着装风格。这场运动背后是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兴起：男性应将精力投入事业而非外表竞争。
为什么要学时尚史？为什么要学文化？时尚文化其实是跟我们的商业息息相关的。历史对我们做设计也好，做营销也好，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你会看到每一次服饰变化背后的驱动器都是生活方式的变化，它有个人的影响，但本质上还是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科技的变化。
几何学应用：省道、分割线等剪裁技术基于数学原理发展，使服装从平面剪裁走向立体构成。所以现代裁剪技术诞生在西方，与西方的现代数学发展密切相关。
几何学应用：省道、分割线等剪裁技术基于数学原理发展，使服装从平面剪裁走向立体构成。所以现代裁剪技术诞生在西方，与西方的现代数学发展密切相关。
专门有历史书讲裁剪技术史的，建议大家阅读。我们今天一切看似理所当然的生活，都是有人在历史上做出了某种贡献。虽然他们的名字已经几乎被遗忘。
非常有趣的是，男士西服套装也成为女性争取女性权利的着装标志之一。在传统时代，男士西服是裤套装，女士是裙套装。
女性认为作为平等权利之一，女性也应该有权利穿裤装。所以裤装在西方女权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如果我没记错，普利策奖获奖人Robin Givahn曾经提到，美国直到1980年代都禁止女性穿着裤装出现在国会中。
不过裤装如此重要，也仅仅针对西方时尚史。对于中国女性来说，因为穿着的服装形制不同，裤子很早就上身了，尤其是对于平民而言。
如果要预测流行趋势，以及做好品牌心智，了解时尚史，洞察社会变迁，关联社会与时尚变迁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左拉笔下的《妇女乐园》（Au Bonheur des Dames）是以法国巴黎的乐蓬马歇百货（Le Bon Marché）为原型创作的，而乐蓬马歇正是世界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百货商场，由阿里斯蒂德·布西科(Aristide Boucicaut)于1852年在巴黎创立。小说中谈到的“女士天堂”（Ladies’paradise）是指那些规模庞大的百货商店机构。在这一商业天堂里，19世纪中期那些举止优雅的巴黎女士疯狂购物，不能自拔。它不仅是一个大型零售空间，更是一套革命性的商业体系与消费文化实验场。
统一定价革命：商品明码标价，无需议价，消除价格歧视与信任危机。这一制度看似简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交易的权力关系，保护消费者利益并提升购物效率。
薄利多销策略：采用低利润率+高周转率的大规模零售逻辑，通过走量降低单位成本，使中产阶级也能负担时尚商品，扩大市场覆盖面。
多品类集中：首次将服装、家居、配饰等多品类商品集中于同一空间，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节省时间并提升体验便利性。
统一定价革命：商品明码标价，无需议价，消除价格歧视与信任危机。这一制度看似简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交易的权力关系，保护消费者利益并提升购物效率。
薄利多销策略：采用低利润率+高周转率的大规模零售逻辑，通过走量降低单位成本，使中产阶级也能负担时尚商品，扩大市场覆盖面。
多品类集中：首次将服装、家居、配饰等多品类商品集中于同一空间，满足消费者一站式购物需求，节省时间并提升体验便利性。
这里面也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作者说，当第一个百货商场诞生的时候，当时社会的反应跟我们今天对AI的反应是非常相似的；回想当时直播刚出来，很多商家对直播的态度是都觉得这个会毁了自己的生活；我记得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工人、手工业者也会跑到某个发明家的家里去声讨、去闹；但AI是一个无形的东西，那你就很难施以野蛮行为。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看历史很有意义，你会真的发现我们今天经历的一切在历史上都出现过。
第一个商场百货商场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化的一个过程，所以城市化跟消费是息息相关的。正是因为有了城市才会有消费，所以我说消费跟以前的市集上发生的那种购买行为是不一样的，它的心理和社会基础是不一样的。正是从购物商场开始，才有了公共社交这个概念。不是说以前没有公共社交，在贵族时代尚未有公共空间的时候，公共社交主要在户外，但是这个公共社交主要局限于贵族，比如说打猎、乘坐马车长途旅游、去歌剧院听歌剧、看戏剧等，它基本上仅限于贵族。
购物空间对女性开放：在此前，进入公共空间的妇女多为（中外在这点一致）。而新的购物空间能成为女性合法的活动空间。
购物空间对女性开放：在此前，进入公共空间的妇女多为（中外在这点一致）。而新的购物空间能成为女性合法的活动空间。
中产阶级取代贵族：如前所述，资本家和中产阶层替代贵族，成为新的消费群体。
中产阶级取代贵族：如前所述，资本家和中产阶层替代贵族，成为新的消费群体。
定制走向成衣化：百货商场推动成衣(Ready-to-wear)普及，服饰消费从贵族的定制奢侈品转向中产阶级的标准化商品。成衣化使时尚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服饰审美的标准化与同质化。
定制走向成衣化：百货商场推动成衣(Ready-to-wear)普及，服饰消费从贵族的定制奢侈品转向中产阶级的标准化商品。成衣化使时尚民主化，同时也意味着服饰审美的标准化与同质化。
百货商场的诞生实际上也改变了我们对时尚的理解，对我们时尚业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1906年，保罗·布瓦列特帮助欧洲女性脱下了紧身胸衣是他从东方旅游中获得的带有东方设计韵味的简洁服饰。从对生活百态的观察中，他看到了社会的发展的趋势，即他发现女性出行的机会多了。如果她们继续穿着庞大的裙撑，开展或参与活动是非常不便利的，于是他就开始设计简洁的服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设计师一定要擅长观察社会，提前感知这个社会的变化。
乐蓬马歇不仅改变商品销售方式，更通过空间设计、服务体系与视觉展示，创造全新的购物体验。包括了清晰的动线、明亮宽敞的空间；按商品品类的分类；为顾客提供舒适的服务等等。
这里，欢迎大家进一步阅读当时我写的《中国时尚商业百年史》中关于中国现代商场诞生的历史。
中国的时尚商业历史并不久远却已几乎被当代遗忘，本周，BoF将带你回顾民国时期辉煌的百货公司。
中国上海——从清末到解放前的中华大地，似乎不曾享受片刻的安宁。而上海滩的公共租界，因受租界政策保护，反倒享受了暂时的宁静，繁荣了商业的发展。金发碧眼的洋人，带着金银财宝的商人与地主、靠穿金戴银比富贵的官太太、好莱坞式的华人女明星、为洋人打工的高级买办，构成了当时上流社会的消费阶层。也正是因为这个消费群体的存在，才使得高端百货业的发展成为可能，也将上海滩变成了时髦无匹的名利场。
最早在上海开办百货公司的都是外国人：1847年，英国人Edward Hall第一次将百货公司的经营业态带至中国，他在南京路四川路路口开设了一家家生产面包、西式食品兼营杂用百货的商店，逐渐其经营范围拓展到服饰等范围，这便是开创了“环球百货公司”先声的福利公司（Hall & Haltz）。紧接着，另一位英国人George E. York也创办了经营绢丝制品及时装的汇司百货公司（Weeks & Co. Ltd. ）。接踵而至的泰兴公司则设立在南京路外滩一带，贩售的产品从食品、家具到船具、日用品、再到时装，不一而足，当时的上海滩甚至有一句流行语：“去‘泰兴’，买世界上任何商品”。而这间公司（Lane，Grawford & Co.Ltd.,）也正是今日大家熟悉的连卡佛。最后登场的惠罗百货公司（Whiteawag Laidlaw & Co. Ltd. ）在1907年开业，专售各种时装及舶来品。这四间百货公司被称为“老四大公司”，均只为西洋人服务，直到1920年代以后，由于上海的中国人消费意识和购买力并不比西洋人低，其人口也遥遥领先，引起惠罗公司的注目，于是将顾客层扩大到中国人上层，由此获得了“老四大公司”中业绩排名第一的宝座。
同样，本土消费者的兴起，更呼唤了本土百货公司的诞生。因而，影响更大也更深远的“新四大百货公司”应运而生。它们分别是指“先施公司（(Sincere）、永安公司（ Wing On）、新新公司（Sun Sun）及大新公司（The Sun）。“四大”公司里，最先在上海立足的是由来自澳洲的华侨马应彪创立的先施， 其于1917年10月开业。这个被当时报纸称为“洋楼五重，耸然矗立”，“十色五光，目不暇接”，“凡人生日用之所需，无一不具”的巨型建筑，对于当时尚没有几幢高楼大厦，商业尚以夫妻老婆店的烟纸店或者小型杂货铺为主的中国人来说，是极具视觉震撼力的。先施内部宏伟的装修，高大的顶层设计，整齐划一的陈列，丰富的商品，油头光面的男性服务生，无不令人感觉“高档华贵”。而后期开业的其他三大公司，也几乎都模仿了先施的模式。
当时的四大百货商场的业态，几乎可以和现在的购物中心相媲美。从日用品、食品、化妆品、布料到药物、五金、书籍、烟草、金银珠宝、 家具，包罗万象。不仅如此，还开辟了屋顶花园、游乐园、餐厅、舞厅、电影院、浴池、住宿、溜冰场和儿童世界。 娱乐节目含括曲艺、杂技、地方戏、滑稽戏、音乐会等等。可以说，吃喝玩乐，样样俱全。由同样旅居澳洲的华侨郭乐、郭泉、郭顺等兄弟创办的永安百货在上海《申报》上刊登的广告词称：“建筑既极精良，楼阁则九层云拥，而搜采亦臻美富，物品则万国星杂，各公司苟有所需，本公司实无不置备”。
不少人认为21世纪初通过外资引进的购物中心开启了今日综合生活商业中心的模式，其实近百年前的先施和永安，才是这类模式真正的开辟者，唯一的不同是百货是专柜形式，而Mall都是店中店形式。先施乐园开业时，一位作者写道：“但见芳草如茵，绿痕匝地…..红叶遍是，芬芳馥郁扑鼻……”，文字中透露出浓郁的温馨气息。虽然先施百货定位高端，但其乐园，戏场和其他游玩场所价格却很贴近普罗大众。下了班，带着家人孩子去乐园游玩一圈，看场电影，或者杂技、滑稽戏、地方戏，听曲评弹；累了再去浴室搓场澡。1935年出版的《上海游览指南》上提供了三天、七天、十天游上海的行程，无论哪一种行程，南京路上的百货公司总是第一天的游览重点，让人任选一家公司，“以观一斑”，以满足旅客对摩登上海的好奇心。
而永安百货也注意到了女性消费崛起这一点，在一层临南京路的地方装饰了10个大型橱窗服饰模特儿，首开上海大商场以沿街面橱窗陈列商品的先河。考虑到顾客的心理和方便，永安百货在商场最显眼的地方悬挂了一条用霓虹灯制作的英文标语：“顾客永远是对的”，一进门就能看见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二楼为呢绒绸缎，柜台设计的阔绰有余，能使商品摊开便于顾客尤其是女顾客从容挑选；三楼和四楼经营珠宝、钟表、家具等贵重和大件商品，因为属于奢侈品，有心购买的人不在乎多爬几层楼梯，当然，公司还提供代送大件货品业务。
永安百货的总监督郭乐从一开始就打出了“统办环球货品发售，输出中华诸般土产”的口号，公司销售的上万种商品中80％以上的都是进口品牌商品，为保证降低库存压力，郭乐制定了“货如轮转”原则——即根据市场的行情及时进货。他与公司负责人每年都要到国外考察商情，并定期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市场动态，还经常在商场巡视，查看商品销路，了解存在问题，及时改进。
永安还创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促销手段：其向不少上层人士推发“购物折”，持有折子的顾客平时只要记帐，到时总付，既方便，又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公司还推行了代客送礼业务，逢年过节，由送货车为顾客送礼物，这使上层人士引以为荣。后来，郭乐发现送出去的礼品有不太受顾客喜爱的，就改为发行印有“永安”字样的礼券，顾客凭券可在公司任意选购商品。有不少外国人和富人，离开上海后，在外地买不到名贵的外国货，可是已经吃、用惯了，只好向永安公司函购，为此公司还增设了函购业务。
由于永安公司在经营上的巨大成功，欧美各国的各大生产厂商都乐意将产品首先供永安试售，以打开中国市场，这使永安的商品总是比其他公司更丰富，也更时髦，成为国外新潮生活用品在中国的销售窗口。在这里，顾客可以购买到世界各国的名牌奢侈品。郭乐还将站柜台的一些容貌姣好的职员组织成时装模特队，她们穿着由国货丝绸缝制的各式时装，在宽大的楼梯上款款展示，十分抢眼。公司还经常举办美容化装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来店中演唱，引来观者如潮。
因为有先施和永安两公司作蓝本，新新公司和大新公司就在定位上予以区隔和创新：新新公司调整了经营策略，其销售的国货商品比例高于永安和先施，这间首创了冷气开放的公司还别出心裁地在商场里用玻璃隔出一间演播室，日夜不停地做广告，还并提供“猜谜得奖”的活动，新奇的举措为其招揽了不少人气。而大新公司则装有两座全亚洲首条轮带式自动楼梯，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体验，为控制商场人流量，大新公司不得不采取出售“门票”的方法，来减少前来商场参观电梯的人流，但该门票在购物时可以作为抵用券使用，顾客为了不让门票浪费，就得在大新公司购物。
在当时，这些百货公司早已知道媒体对于销售的影响，不但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大登广告，还创办了了自己的刊物。先施公司的《先施乐园日报》，除介绍先施游乐场各游艺节目与表演者小传之外，报道的视角扩大到中外新闻、金融和娱乐文化。永安公司的《永安月刊》则图文并茂，广邀沪上著名的海派文化人撰稿，将读者锁定为妇女和主妇，因此杂志的封面多为时髦女郎，内容以时装、美容、家庭、育儿、健康、外国纪行、电影的话题为中心，每一篇文字和版面都与永安销售的商品有某种联系。杂志还附送各种优惠券及兑换券，为企业发展发挥了很好的广告作用，也成为推进上海成为时尚之都的的主要力量。
四大公司在商业上竞相出招，彼此竞争，反而造就了上海滩百货业新兴向荣的局面。日本学者菊池敏夫在其著作《近代上海的百货公司与都市文化》中评论到，中国的这“四大”百货公司，创造了一种与欧美及日本都不一样的商业模式。 同时期的欧美百货业提供的是单纯的商业功能，只提供商品买卖，没有娱乐与文化活动；而日本是最早将文化娱乐功能融入百货业的地区，但当时也仅限于传统伎艺表演，并未像这四大百货将娱乐与文化功能拓展得如此丰富多彩。而这种融入了娱乐、文化的商业百货，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商贸系统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业、文化业、娱乐业、酒店业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永安郭氏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郭志清 (Joyce Ma) 与丈夫先施马氏家族后人马景华创立了如今的时装圣地——精品店Joyce，此后Joyce被收购，与“老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连卡佛同属会德丰集团。
所以“体验感”、“视觉”也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讲的，我们只是不过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提高而已。
我们前面聊过了巴黎、纽约和米兰，今天，我们谈谈伦敦——用青年流行文化影响了世界。
二战以前，伦敦基本上也主要扮演了 法国 时尚的制造中心的角色。与美国非常相似，二战前，伦敦时尚的商业中心也基本形成，就是今天的Oxford Circus。伦敦开始有自己的设计师与时尚，也大约始于1960年代，著名的“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的年代。
“摇摆伦敦”是一场由英国青年人发起的旨在打破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反叛式文化思潮。即使你不身处 文化产业 ，你也一定知道“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与“ 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他们不仅影响了音乐界，更影响了全世界的 青年文化 。
在时尚产业方面，伦敦在这个年代所创造的最有名的一款衣服就是至今依然风靡全球的迷你短裙(Mini-skirt)。它是由英国设计师玛丽·奎恩（Mary Quant）所创造的（然而，在业内并非所有人同意这一观点，但大家都认同是她带火了迷你短裙）。
也许是这款设计太火，以至于她后期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被人记住。这种刚刚盖过臀部长度的紧身裙，穿上它立刻让人充满了活力，这当然既是对青春最佳的诠释，也是大胆暴露女性身体的表现。
因为“摇摆伦敦”所号召的一个理念就是“性解放”。朋克时尚之母维维安·韦斯特伍斯特（Vivienne Westwood）正是受“摇摆伦敦“年代思潮的影响，才在1970年代开设了她那家著名的”SEXY（性）“时装店铺，并逐步形成了自己混合了摇滚、朋克的时尚风格。
“摇滚伦敦“同样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穿着。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大国及如今的移民大国，英国的文化也深受其他异域文化的影响，比如印度；土耳其；日本以及中国。到了1960年代，作为对所谓的传统西方时尚（西服、婚纱等经典衣着）的反叛，来自这些异域国度的民族服饰再度成为英国新时尚的宠儿（19世纪曾经也流行过一段时间）。
一些名人带头穿着类似吉普赛人的服饰；或者土耳其长袍出席各种公众场合。当然，这些也并非真正原汁原味的原产服装，就和我们吃的西餐一样，都是本土化了的异域服饰。或者说，就如同社会学家萨义德(Edward Said)在其经典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说的，所谓的” 东方主义 “只是西方帝国们基于他们的想象及二手信息所形成的主义（而非东方人认为的东方）。对于这些飘洋过海抵达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大陆）的充满异域风情的服装，也同样是当地人基于自己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及想象所产生的结果。
最后总结下，大家都在谈中国时尚品牌何时全球化？我则谈个关键点，就是中国时尚品牌全球化缺少的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人文修养。
我这篇谈的，其实就是一个时尚从业者，尤其是设计师、买手、品牌与营销人员所该具备的人文修养。
时尚史的背后就是社会发展史。如果不懂历史、不懂当今的社会现象是如何形成的，去做风格、解读流行趋势，就会出现当下这样的困境——销售规模上去了，但是依然难以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品牌心智。
独立学者、商业培训导师、时尚评论人与专栏作家。美国富布莱特奖获奖者。北京服装学院客座教授。
冷芸2013-14年获得由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富布莱特(Fulbright)学者奖。 同年冷芸在纽约帕森斯(Parsons)设计学院做访问学者。其研究领域主要为中西时装体系对比，包括从教育到商业体系的比对。
2022央视上海总台“让世界看见中国美”时尚大奖评委；2019秋冬深圳时装周“时尚大奖”评委；2018-21年“中华杯”服装设计大赛评委；2018年哈佛中心“女性论坛”特邀嘉宾；2018年第20届IFFTI特邀演讲嘉宾。
其合作撰稿媒体与知识付费平台包括《Vogue服饰与美容》、《费加罗》、《BoF时装商业评论》、《周末画报》、《三联生活周刊》、 知乎等。
其培训与咨询对象则包括唯品会、赫基、三福百货、韩都衣舍、历峰集团、斐乐等，以及其他中小企业。其培训课程与咨询范围包括买手与商品（含商品企划与设计企划），商品数据分析，新媒体运营，时尚写作，美学消费与营销，中小企业经营与管理，消费者洞察与研究等，且所有课程均有融入如何利用AI提高工作效率。
冷芸时尚圈亦有自己的讲师团队。讲课主题几乎涵盖时尚与奢侈品相关的所有课程。包括但不仅限于服装产品知识，球鞋设计与开发、服装生产供应链管理，奢侈品零售运营，服装营销与品牌建设，时尚产品跨境运营等。
冷芸也经常接受财经与时尚类媒体的采访。曾对时尚商业的观点曾被虎嗅、南方周末、中国经营报、Vogue Business及36氪等主流媒体采纳。
冷芸自1996年开始在鞋服业工作，至今近30年。曾任职于耐克、百丽及利丰集团。
冷芸主要出版作品有：《中国时尚：对话中国服装设计师》、《时装买手实用手册》（第3版，10印）、《资深买手宝典手册》（第2版中文版即将出版；英文版将于2026年在欧美上市）、《人生不急 职场不慌》以及《时尚商业概论：从传统到数智化》（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颁发的优秀图书三等奖）。
